玉潭书院，原名玉山书院，明嘉靖年间始建，距今已有500年历史，有宁乡最高学府和革命摇篮的美誉。书院弘扬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湖湘学统，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宁乡名人六十一”“一门三进士、祖孙三翰林”等佳话就与玉潭书院有着莫大关联。玉潭书院还涌现出大批进步师生，为救国救民奔走呼号，刘少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曾在玉潭求学长达3年之久，为此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历代书院往往择址于先贤过化之地，宁乡在宋代隶属于潭州长沙郡，明清时隶属于长沙府，在长沙往西不过百里，因其为长沙近邑，湖湘学派的开创者奠基人和集大成者胡宏、张栻曾往来此地并建书院讲学其中。史料记载：灵峰书院，旧名道山书院。宋高宗绍兴中，胡仁仲宏五峰先生游潭州，过宁乡，见灵峰而悦之，乃筑书院于其下讲学。张南轩师之。“灵峰在县东三十里，宋胡宏、张栻尝讲学于此，故又名道山”。正是基于张栻与宁乡的深厚渊源，而“朱张会讲”使岳麓书院闻名天下，所以又有“岳麓之盛，宁实启之”的说法。如此一来，宁乡一地颇具理学根基传统，虽历数百年，遗风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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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承流扬波，绵延胡张遗泽，明嘉靖二年（1523年），知县胡明善于宁乡玉几山建玉山书院。在任期间，胡氏还修建社学六处，一时间宁乡文教事业非常兴盛。此后历任知县相继捐膏火田，兴学不断，玉潭书院得以发展壮大，在宁乡乃至湖南书院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
湖湘学派在学术思想方面主要有两大特征：其一是重践履的经世务实学风。胡安国就以“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著称。胡宏也反对“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以力行训导学生。张栻更明言“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其二是以性为本体的理学思想。“性”主要指人性，以性为本体，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体，凸显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所以湖湘学者在政治观念上往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重民情怀，胡安国父子都坚决主张抗金，收复中原，张栻更是将复仇作为治国大纲，“自古为国，必有大纲，复仇之义，今日之大纲也”，他们还提出了“治道以恤民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民本思想。
清代以降，由于考据学兴起并在乾嘉年间达到鼎盛且占据学术思想的主导地位，书院的学术研究也发生转向，兴起了一大批著名的汉学书院，如学海堂书院、毓文书院、钟山书院等，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只致经典不问世事，研究讨论的话题基本与当时社会现实脱节。魏源就批判道，“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但玉潭书院并未迎合主流学术话语，而是坚持为学必须有益于国事，知行合一，重视实践的湖湘学统。
乾嘉时期，玉潭书院通过多种方式建构并明晰自身的学术传统。其一是改名，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玉山”书院改名为“玉潭”书院，以水之源流喻道统之传承。其二是修志，编修乾隆《新修宁乡县玉潭书院志》，撰写《西宁学源》，“西宁自五峰胡氏讲学道山，南轩张子随之，而学源出焉”，将书院学统上溯至胡宏、张栻，并一直相沿至今。其三是祭祀，“书院为讲学明道之地，胡、张传道于吾宁，祀之所以崇道也”。其四是讲学，山长周在炽为书院作“玉潭书院条约”，提出“时文宜工”，强调书院学子不能一味学习古文，要通晓时文写作，明确书院教学目的是培养真正对国家有用的读书人，而不是埋首于故纸堆。以上举措折射出玉潭书院与乾嘉考据学大相径庭的湖湘义理之学的治学取向。
清嘉庆以后，由于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玉潭书院师生更将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湖湘学统用实际行动发扬光大。同治年间书院山长童翚不仅培养了晚清中兴名臣张之洞，而且与其子童秀春、其曾孙童锡焘成就了“一门三进士、祖孙三翰林”的佳话。咸丰间求学玉潭书院、光绪间任书院山长的廖树蘅更是被誉为实业救国的先驱、湖南近代矿业的开创者和“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十大湘学名人”之一。纵观书院发展历程，不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玉潭书院都始终牢记创建初衷，成为弘扬湖湘学派学术传统的重要阵地。
（三）
清朝末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时人认为“只有兴学育才为救危之法”，而“整顿书院，尤刻不容缓”，于是各地掀起了书院改制的热潮，玉潭书院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为高等小学堂，后又改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后称玉潭学校，是宁乡一所著名的进步学校。学校的教师绝大部分有进步倾向，“宁乡四老”中的梅冶成、喻棣芳、曾鼎三“三老”都在该校执教，各种新思想十分活跃。
这一时期，玉潭学校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刘少奇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1913年，时年15岁的刘少奇考入玉潭学校，并在此求学长达3年，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求学期间，刘少奇不仅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而且也进行了革命的最初实践。在玉潭学校，给予刘少奇影响最大的教师莫过于梅冶成，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还曾回忆“梅冶成是帮助我进步的第一位老师”。梅冶成积极倡导教育改革，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联系国际、国内形势，着重给学生进行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他还多次向学生大声疾呼，要求学生立志救国兴邦，敢于奔赴沙场，不能贪图轻松安逸。在梅冶成的影响下，刘少奇毅然将原名刘渭璜改为刘卫黄，取“立志保卫炎黄开辟的疆土，努力创造炎黄子孙的幸福”之意，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称赞。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全国“反日讨袁”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抗议。玉潭学校闻风响应，刘少奇等被推为学生代表，领导此次爱国运动。次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宣布复辟，刘少奇又与一些学生积极响应中华革命党人杨王鹏等在长沙组织的“讨袁驱汤”运动，策划组织学生罢课，直至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玉潭学校才复课。这些都是刘少奇将革命思想转化为革命行动的初步实践，为他此后坚决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今玉潭书院虽然基址无存，但书院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精神却恒久流传，是留给当地群众最为宝贵的财富。（作者：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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